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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极的国际金融体系必定建立在主导国超强的经济实力之上，而随着主导国经济实力的衰落，国际金融体系也必将走向多元化，国际金融体系变迁正是国际经济格局不断调整的反映。

(37)潘英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14页。客观上，中俄之间存在货币竞争。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4～21页。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65) 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获得主导地位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将成为金砖机制在货币领域所推动的对外改革和内部合作的最大受益者。(64)不仅如此，有评论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赋予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新参与者形象，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尽管作为一种硬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但其遗留下来的两大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WB)——仍然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这两大金融机构的对外援助仍然主要使用美元。

(55) 由于当前的制度结构赋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当的既得利益，新兴国家要想从实质上改革全球层面的制度体系，难度依然很大。一、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 国际制度的大量产生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们为现行的国际资金池注入新鲜力量以实现促进发展的功能提升。

中国先后倡导建立金砖银行、亚投行及丝路基金，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好评，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解体多年，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依然主导着全球经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把持着在国际支付、结算、汇兑与转移等方面的规则与惯例，依然垄断着全球性与区域性的金融机构的权力，依然掌控着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新型机构彰显平等与民主，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渐趋完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急切希望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希望通过恢复固定汇率制度，以避免金本位制终结以来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与货币战争。

）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进入专题： 国际金融体系 金砖银行 亚投行 丝路基金 新兴经济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推动了其经济复苏与发展。

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比率决定，它的最大优势在于使各国的国际收支随着黄金的输出输入具有自动调节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了二战前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混乱局面，避免了汇率竞争性贬值。在多元化国际储备格局下，储备货币发行国仍享有铸币税等多种特权，容易导致由少数国家货币扩张和资产泡沫而引发的国际金融不稳定。它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汇率安排的多样化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相对应的是美国综合实力的相对削弱，由于在国际贸易领域长期保持巨额逆差，美元作为国际支付及储备货币的成色已大打折扣。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汇率的波动，有利于国际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发展。因此，美国通过独享铸币税的货币发行收益长期为其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融资，却将通货膨胀等成本与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黎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述所有资金将用于发展急需的投资项目和用途，其贷款与担保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他国内政，强调包容务实，注重实际利益和互利共赢。此外，还设立两个超主权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前者的功能在于监督成员国之间实施稳定和有序的汇率安排、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外汇管制，并在成员国陷入国际收支与债务清偿危机时提供临时性的资金救助，后者则旨在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贷款、技术援助或通过担保促进私人投资，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能力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它为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黄金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亚投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构成了与现行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新体系，这既是对后者在融资安排上有益的补充，也对其形成了制度性的竞争与冲击。

然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金融秩序并未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及建设战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吸收外资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毋庸置疑，中国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贡献与作用。（作者简介：盛斌，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金砖银行的建立采取了平摊初始股权、行长由五国轮值出任、五国在成立之际各扮角色的平衡做法，为未来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深化货币与金融合作开创了有益的典范模式。这无疑将扩大SDR货币篮子的代表性，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同时也表明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交易、结算、储备和投资货币的基本条件，并将发展成为维护全球金融公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这将在欧元、日元国际化的基础上为进一步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摆脱依赖单一主权国家货币创造有利条件。战后各国纷纷实施金汇兑本位制，除英联邦国家与英镑形成固定的比价关系外，许多国家都确定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尤其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

它不但开辟了南南合作的新阶段与新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宣誓着新兴经济体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力图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垄断，独立自主地建立符合自身发展利益需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并通过边际增长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更显著的话语权与决定权，从而为实现平衡、公正、透明与完善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做出贡献。最后，如何处理与传统金融体系尤其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它地区开发银行之间的关系。

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牙买加协定》，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浮动汇率制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其次，中国还要进一步提升外交技巧，开展精明的大国博弈。

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域特色、核心利益、外交战略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对于当前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吁及行动，更多的是出于应付燃眉之急的短期行为，还是意志坚定的长期目标，有待观察。因此，当前由新兴市场国家构建的新型金融组织与机构的投融资业务更加具有直接促进发展的性质，而非灌输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工具。

按照名义汇率折算，目前中国的GDP已占全球的13.7%，而在IMF拥有的投票权仅为3.65%目前，单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进出口银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发放的贷款就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这充分表明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有能力通过南南合作模式解决在自身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人民币已符合进入IMF特别提款权（SDR）一揽子货币的标准，有望成为货币篮子的第五种货币。美国的孪生赤字——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是长期困扰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一直未得到实质性地解决。

然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金融秩序并未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比率决定，它的最大优势在于使各国的国际收支随着黄金的输出输入具有自动调节机制。

黎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相比之下，中国则在近年来明显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最后，如何处理与传统金融体系尤其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它地区开发银行之间的关系。IMF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颇有争议的表现使许多国家由此开始更多关注区域贸易安排、大规模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网络、区域性外汇储备合作机制。

1860年，英国生产了近一半的世界工业产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倡导成立的金砖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亚投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构成了与现行由美欧日主导的世界银行、IMF、亚洲开发银行等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平行的新体系，这既是对后者在融资安排上有益的补充，也对其形成了制度性的竞争与冲击。但是，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弊端在于难以控制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冲击。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成为常态，如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及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

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体系从初始就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强调体现平等、包容与互补精神，这与世界银行和IMF所遵循的大国主宰、小国从命的中心—外围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金砖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地域特色、核心利益、外交战略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对于当前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吁及行动，更多的是出于应付燃眉之急的短期行为，还是意志坚定的长期目标，有待观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推动了其经济复苏与发展。这些措施有时过于教条与僵化，不考虑受援国的实际国情与需要，往往适得其反，使受援国经济陷入灾难性境地，经济复苏缓慢，并遭到反全球化人士和低收入阶层的猛烈批评。

同年10月24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机场、铁路、港口、公路、电信、电力电网、油气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关系。